韩大元：我发现所有的法学家都强调自己所从事专业的重要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论从任何角度来说，谈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时候，都不能回避一个问题，就是宪法如果没有权威，宪法至上没有成为一个国家治理国家的哲学的话，设计了再好的法律制度，很难想象在宪法缺乏权威、宪法精神还没有普及的时候，我们要制定出学者理想的、人文的、人权的民法典是否可能。

然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研究方式是对立的，其中我注六经的研究方式始终占据主流地位，而六经注我则只能是非主流甚至被否定的研究方式。后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建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正确途径。

比如，在相关讨论中，把话语体系建设形式地理解成一套中国独有的概念体系。这种哲学思想体现在学术管理上，就是要在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基础上，鼓励学术认知、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的差异性、异质性乃至矛盾性，鼓励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自由探讨，鼓励学术研究途径的多样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研究方式和传统。所以，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力根本上应当从人才培养做起。原创性思想支撑话语体系建设缺乏原创性是各个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也不例外。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创性。我们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虽然有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提出自己的思想体系，但是大部分学者仍然只是局限于思想史（哲学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等）研究，没有把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结合起来。我历来主张和解，那是在真相和适当惩罚下的和解，绝非无原则的和解。

贺教授提出以不得赦免的终身监禁代替死刑。有罪行相当这一条原则足够了，什么有无威慑力，我不关心。在自然界，平衡是一种美;在人类社会，讲究权利和义务的对立和统一。我想起了农夫和蛇的故事

风紧了，《空城计》中诸葛唱，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我们不妨重温一位中院院长在司改重启之初提出的三个问题：我们的改革究竟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到如今，被决策层视为关系到这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成败而强力推进的员额制，已近乎一个司法版的国企改制，只不过世易时移，这一次的人员进退留转，不再尽由执行层自主操刀，头上还有顶层设计者在定盘主导。此前，跟党政机关一样，司法机关领导手中的权力，一是管人，大院中人如棋子，车马炮如何摆放，象士卒怎样取舍，一切尽在科层体系掌握中;二是管案，签字笔是最大权力资源，降妖顶雷一线上，运筹帷幄在后方，领导述而不作是多年常态。而一年来吐槽不休积郁已久的大院中人，面上虽然抿嘴不语，心底实则多少有些暗爽。无论什么样的改革，本质上都是权与利的再分割、人与事的再调整。

前头还在衷衷教导要一颗红心对改革、割权让利迎改革的领导们，陡见这一浪头袭向自身，懵头懵脑之余，心底亦不无凉意。法院工作几十年，好不容易出人头地言出法随，到头来居然可能不再是法官，该让多少人情何以堪?这其间，谁又说得清未进入员额是因为高风亮节主动让贤，还是名不符实被动淘汰? 其实，早在2014年7月15日，孟建柱书记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就有言在先，要防止把改革试点简单等同于提高待遇，只不过那时很多人或许自动忽略了其中蕴含的深意。2015年4月17日，孟建柱书记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如果领导干部进入员额又不办案，或者少办案、挂名办案，一线法官、检察官就不会服气，我们做思想工作也就没底气。真正纠结于是否能入额或该中道转向的，本就不应是那些正在一线栉风沐雨的中坚和希望所在，而是已悄然成为铺路石甚或绊脚石的一代二、三线法官。

当理想觉悟渐成奢侈品，法治愿景还如隔海望山，更多局中人孜孜于员额分配，少有心系审判念念不忘重回一线的，无非是行将拉开的三五斗收入差距、行走体制的面子里子，以及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权位失衡恐慌。领导干部要进入员额的，必须依照统一标准和程序进行遴选，并亲自办案，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 …领导干部入额必须一视同仁，对不能在一线独立承办案件的，或达不到审判绩效考核要求的，应一律按要求退出员额。多少年来，权利分配调整是领导层的专利，位置就是影响力，人挪窝则门可罗雀，局中人无法不趋之若鹜。

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最高法院政治部主任徐家新的讲话则更加明白晓畅，法院领导干部带头直接办案，是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重要措施。如果说孟的语态还相对客气，对司法系统部分关键的少数不无劝退式安抚之意。但无论如何，从鱼头吃到鱼尾的闭门分羹式改革，已到翻篇时，即便顺了哥情失嫂意，也是决策层不得不直面的选择。当法槌第一次举足轻重，只能由安坐法庭而非主席台的人才能独享时，从未上过庭或早已忘记庭上是什么味道的领导们，究竟是进，还是不进?是真进，还是假进? 城头上，诸葛孔明还在唱，你到此就该把城进，为什么犹疑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左右琴童人两个，我是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不进员额的，仍保留法官、检察官身份，不影响履行领导职责。

而一旦真正走上统一遴选之路，那么多科班出身一进院门就被安排在审判庭之外效力的年轻人，在面对这一轮遴选时都不免心头惴惴暗生怯意，那些久疏阵仗或中途驾临法院一直高高在上的领导们，面对脱手已久的法槌和一群过五关斩六将的年轻法官群体，又将何以自处? 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你不要胡思乱想心不定，来，来，来，请上城来听我抚琴…… 进入专题： 司法改革 法官 。

利之一字，简单寄望于觉悟境界，而无硬性约束，不免有些太过天真。法官员额全面限缩，已成不容置啄的政策红线，为了一个当下看来还略显高远的宏大目标，若不能给干活的沉默的大多数以希望，以图穷匕见的勇气向中梗阻两肋插刀，以相对公平的政策挽回隐隐消散的人心，司改或将再次陷入换汤不换药的泥沼。

司改兵临城下，开始打开天窗说亮话。5月4日，在中央党校政法领导干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孟再次呛声，法院、检察院的领导干部应有不与一线法官、检察官争员额的觉悟。

诸如院庭长到底怎么算、年轻人究竟怎么办这些在员额制提出之初就引爆过的问题，在各地试点中越来越成为无法回避的难题和舆论关注的话题，决策层经过反复蕴势权衡后于此时一锤定音，也算是借势而为顺理成章了。唯有法庭，才是法官的道场。司改号角吹到现在，一直在食物链顶端安坐的领导们，渐渐有些气息不匀，磨刀霍霍已久的员额制，终于不止指向普通法官，连领导也不能当然入额了前头还在衷衷教导要一颗红心对改革、割权让利迎改革的领导们，陡见这一浪头袭向自身，懵头懵脑之余，心底亦不无凉意。

此前，跟党政机关一样，司法机关领导手中的权力，一是管人，大院中人如棋子，车马炮如何摆放，象士卒怎样取舍，一切尽在科层体系掌握中;二是管案，签字笔是最大权力资源，降妖顶雷一线上，运筹帷幄在后方，领导述而不作是多年常态。而一年来吐槽不休积郁已久的大院中人，面上虽然抿嘴不语，心底实则多少有些暗爽。

法官员额全面限缩，已成不容置啄的政策红线，为了一个当下看来还略显高远的宏大目标，若不能给干活的沉默的大多数以希望，以图穷匕见的勇气向中梗阻两肋插刀，以相对公平的政策挽回隐隐消散的人心，司改或将再次陷入换汤不换药的泥沼。风紧了，《空城计》中诸葛唱，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最高法院政治部主任徐家新的讲话则更加明白晓畅，法院领导干部带头直接办案，是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重要措施。多少年来，权利分配调整是领导层的专利，位置就是影响力，人挪窝则门可罗雀，局中人无法不趋之若鹜。

唯有法庭，才是法官的道场。我们不妨重温一位中院院长在司改重启之初提出的三个问题：我们的改革究竟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法院工作几十年，好不容易出人头地言出法随，到头来居然可能不再是法官，该让多少人情何以堪?这其间，谁又说得清未进入员额是因为高风亮节主动让贤，还是名不符实被动淘汰? 其实，早在2014年7月15日，孟建柱书记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就有言在先，要防止把改革试点简单等同于提高待遇，只不过那时很多人或许自动忽略了其中蕴含的深意。到如今，被决策层视为关系到这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成败而强力推进的员额制，已近乎一个司法版的国企改制，只不过世易时移，这一次的人员进退留转，不再尽由执行层自主操刀，头上还有顶层设计者在定盘主导。

领导干部要进入员额的，必须依照统一标准和程序进行遴选，并亲自办案，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2015年4月17日，孟建柱书记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如果领导干部进入员额又不办案，或者少办案、挂名办案，一线法官、检察官就不会服气，我们做思想工作也就没底气。

司改兵临城下，开始打开天窗说亮话。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当理想觉悟渐成奢侈品，法治愿景还如隔海望山，更多局中人孜孜于员额分配，少有心系审判念念不忘重回一线的，无非是行将拉开的三五斗收入差距、行走体制的面子里子，以及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权位失衡恐慌。真正纠结于是否能入额或该中道转向的，本就不应是那些正在一线栉风沐雨的中坚和希望所在，而是已悄然成为铺路石甚或绊脚石的一代二、三线法官。